洪武好还是建文好？朱棣大笑：“施政从来不能单靠道德”

　　建文帝朱允炆即位之初，本来打算一改太祖朱元璋“尚武”的作风，转为集中经营文治。这个意图从他的年号“建文”当中就能看出。
　　大兴文治的政策其实很不错的，但走极端就容易出问题。建文帝首先任命一大儒方孝孺为“翰林院侍讲”。可这位方孝孺以前只是汉中的教书先生，从来没有施政经验，虽满腹学问、满腔忠义，却不太接地气，一味崇尚周朝的“井田制”，甚至想全国推行……
　　不过，建文帝还算是个循规蹈矩的人，他按照继位程序下诏施行宽仁的政策，赦免过往犯罪的囚徒，并减轻赋税。
　　诏行宽政，赦有罪，蠲逋赋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；元年刑部报囚，减太祖时十三矣。(《明史?刑法志》)
　　尽管他在洪武三十一年(公元1398年)八月厉行“削藩”，废周王朱橚为庶人；建文元年四月，再削齐、湘、代三位亲王，废为庶人。湘王柏惧，不堪受辱，阖宫焚死；齐王被软禁在南京；代王被软禁在封地大同。两个月后，削岷王，废为庶人，徙漳州。
　　建文帝逼死亲叔叔朱柏一家，是他难以抹去的污点，但他同时善待“兴州、营州、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”、“天下卫所军单丁者”，与民休养生息。
　　诏兴州、营州、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，免一人。天下卫所军单丁者，放为民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自古削藩都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。当时的燕王朱棣秣马厉兵，相比之下，建文帝此举明显宽仁有余，思虑不足，无异于激化矛盾，显示出他的施政经验远不够成熟。
　　虽然建文帝不久尝试作出补救，以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，谢贵、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司，仔细监察朱棣的一举一动。
　　冬十一月，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，谢贵、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，察燕阴事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然而朱棣已经意识到，接下来是你死我活的局面。军事侦察燕藩是一回事，安排足够兵力以应对侦察所得又是另外一回事。前者不能代替后者。张昺、谢贵后来被朱棣果断斩杀，这正是建文帝做法失当所引致的。
　　(建文元年，公元1399年)秋七月癸酉，燕王棣举兵反，杀布政使张昺、都司谢贵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不过，建文帝仍重视对“山林才德之士”的选拔。诏求直言，举山林才德之士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且减免天下田租，释放士兵、囚犯还乡。是月(案：指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)，赐天下明年田租之半，释黥军及囚徒还乡里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这些举措皆有助民心的归趋。而暹罗、占城的朝贡，更反映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。
　　是年，暹罗、占城入贡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建文帝为人孝义，重视人才，体恤年长的老百姓，照顾“鳏寡孤独废疾者”。
　　诏告天下，举遗贤。赐民高年米肉絮帛，鳏寡孤独废疾者官为牧养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且奖励农桑，兴办学校，裁汰冗官，赈济灾民。重农桑，兴学校，考察官吏，振罹灾贫民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移风易俗，减免田租，精简军队，改定官制。
　　旌节孝，瘗暴骨。蠲荒田租。卫所军户绝都除勿勾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诏诸王毋得节制文武吏士，更定内外大小官制。(《明史?恭闵帝纪》)
　　凡此种种，皆与孟子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。孟子曾说：
　　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；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；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养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(《梁惠王上》)
　　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。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『仁者无敌。』王请勿疑！(《梁惠王上》)
　　又说：
　　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『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』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(《梁惠王上》)
　　对比明太祖痛恨孟子谈「革命」、打算将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，建文帝确然更能遵行儒家的治国理想，为一「圣君」的典范。
　　只可惜施政从来不能单靠道德，它更需要统治者拥有一定的政治智慧，懂得审时度势，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最合适的选择。建文帝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远逊于燕王朱棣，这也是他日后痛失江山的主要原因，明朝也因此无法转型成“文治政府”，且下开宗室骨肉相残的惨剧。
　　PS：写小说的功课考证。